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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工受傷后多數愿“私了”成本高導致工傷維權難
作者:工傷賠償法律網 來源:www.rwnnjo.shop 發布時間:10-07-22 14:50:00 瀏覽量:

 工傷死亡賠償金額明年將大幅提高的消息傳出后,引起社會極大關注,但7月21日記者走訪南寧市區部分工地發現,出了安全事故,受傷民工大多選擇“私了”。究其原因,工傷認定程序漫長、維權成本高等,成了當前民工工傷維權的“攔路虎”。

    案例

    昏迷民工難討醫藥費

    7月21日,扶綏籍民工李特植仍昏迷躺在醫院。

    20天前,42歲的李特植爬到10米高的竹梯上,進行電焊作業時,高空墜落,頭部著地,當場昏迷。李特植的工友陸先生回憶說,當時叫他戴安全帽,系安全帶再干活,可他嫌熱,沒戴。

    李特植的姐夫揭先生告訴記者,李特植被送到醫院后,一直昏迷至今。“20天來,包工頭、施工方和業主方共給了3.61萬元,可現在治療費已差不多5.8萬元,尚欠醫院約2萬多元,如今醫院已經停止治療。”李特植的弟弟李省植無奈地說,為了哥哥的治療費,他和家人多次打電話找包工頭、施工方和業主,但都沒結果。找到安監局,安監局說在調查當中,并與相關當事方協商,可始終不見下文。如果包工頭、施工方和業主都不肯墊付醫藥費,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。

    體驗

    民工工傷認定時間長

    李特植受雇于個體包工頭陸某,項目施工方為廣西恒鑫輕鋼活動房有限公司。事故發生后,李省植、揭先生等一直為李特植的醫療費、工傷賠償奔波。不過,除了之前墊付的醫藥費,其他毫無結果。

    民工工傷維權到底有多難?21日下午,記者跟隨李省植一行5人,親歷了民工工傷維權的經歷。

    下午3時許,李省植一行拿著醫院為李特植開的傷情證明和費用通知單,來到南寧市興寧區安監局。負責調查李特植高空墜落安全事故的,是該局副局長陸仁斌。看了李特植的傷情證明和費用通知單后,陸仁斌說,該事故的責任認定還沒有出來,這段時間以來安監部門也一直在與包工頭、施工方和業主方協調。

    “協調的結果怎么樣?20天了,包工頭、施工方和工程業主都沒有主動找我們商量,如何治療患者。”李省植問。

    “我現在立即和他們聯系,看看情況怎么樣。”陸仁斌說完后,先后給施工方負責人、業主方負責人和包工頭打電話。打電話時,雖然陸仁斌再三強調李特植目前的治療情況,并建議對方出于人道主義想辦法墊付醫藥費,但最后得到的答復讓陸仁斌也感到無奈:施工方說想辦法22日送醫療費到醫院,但主要責任在包工頭,因為工人是他帶來的;業主方稱主要責任在工程承包方,且公司之前墊付了部分費用,再給錢需要公司董事局開會商量;而包工頭則很干脆地稱沒錢。

    “和我們之前給他們打電話一樣,這樣的結果早在預料當中。”李省植問,“事故發生都已經20天,安監部門的事故認定什么時候能出來?”

    “安監部門的事情比較多,還沒那么快。最后的結果,需要安監、監察、消防、公安和工會等部門一起開會才能確定,法律規定的時間是兩個月內。”陸說。

    “那能不能出示一個調查事故的證明,我們想找勞動仲裁部門幫忙,因為勞動仲裁部門要我們拿一份證明材料,才能處理。”李省植說。

    陸回答說:“在最后結果出來之前,安監部門沒辦法出這份證明。”

    見此,記者表明了身份,并建議在安監部門事故調查結果出來前,先給患者親屬開一份事故情況說明,以方便患者親屬求助于勞動仲裁部門。隨后,陸仁斌讓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打印了一份事故情況說明。李省植拿到這份說明,已經是下午4時40分。

    離開興寧區安監局后,李省植等出來坐車趕往南寧市勞動仲裁部門。但當他們趕到時,勞動仲裁部門的工作人員已經下班。“沒辦法,只好等明天了。”李省植說。

    心態

    受傷農民工多數愿“私了”   

    李省植為哥哥維權,只是民工工傷維權難的一個縮影。21日,記者就此采訪發現,出了安全生產事故后,有的民工走正規渠道“公了”。不過更多的則因“公了”耗時較長,首先想到的還是“私了”,尤其是沒有勞動合同、又亟需看病治療的農民工。

    蒙先生來南寧工地打工已有兩個年頭,砌過磚、鋪過路。在南寧工作這兩年,他從沒見過勞動合同,更不知道每次“投靠”的單位是否幫他買過工傷保險。“以前我在深圳打工,進入工地的民工會與施工單位簽訂一份合同,上面包含著工資、福利、保險等內容,合同上簽著自己和施工單位的名字,各持一份。”蒙先生說,在南寧大多數民工都受雇于包工頭,由包工頭做代表,與施工單位簽訂合同,民工都沒見過這份合同。連合同都沒見過,工傷保險就更難說了。所以出了工傷事故,都是找包工頭或施工單位“私了”。

    民工黃先生從沒想過,如果在工地里發生意外索賠不成,可以“走程序”。3年前,黃先生在工地里工作時,腳被鋼筋割傷,縫了12針。傷口好了,就繼續工作。黃先生說,他弄不清那些復雜的程序,而走程序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他恐怕也承受不了。在黃先生看來,“找口飯吃”才是最重要的。

    不少民工表示,很多時候,都是熟人介紹到工地干活的。為了掙錢,民工大多不會在意用工合同。干活時一旦出了事故,唯一的索賠途徑就是死追包工頭不放。沒有合同拿不出證據,找政府部門很麻煩。若包工頭有良心,就會得到賠償,若包工頭沒有良心,作為民工也無計可施。

  分析

    民工工傷維權難在哪里

    安監、勞動部門指出,工傷認定程序漫長、維權成本高等問題,成為當前農民工工傷維權的“攔路虎”。其中,維權程序漫長仍然是工傷案件面臨的最大難題。

    “處理時間長,除了導致農民工無法及時得到賠償外,還有可能因為農民工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,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證據。”南寧市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說,“對很多農民工來說,沒有勞動合同,就沒有所謂的工作證、工資條、出入證等證據。當申請工傷認定,而用人單位不承認是其員工時,農民工必須先舉證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。確認勞動關系就可能要經過仲裁等多個階段,耗費大量時間。”

    那么,如何破解農民工工傷維權難的現狀?律師認為,農民工工傷維權難,根本原因還是單位不繳保險費,工傷待遇難落實。因此,破解工傷維權難的問題,還是要從源頭——用人單位的規范合法用工抓起。

    業內人士表示,國家出臺的新工傷死亡賠償政策,給工傷民工帶來了利好消息。但要切實保障工傷農民工的權利,關鍵就在于使工傷保險真正的社會化。這樣,無論用人單位是否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,是否給農民工繳納工傷保險費,一旦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,全部由社保部門先行支付相應的工傷保險待遇,然后再向用人單位追繳。

-----南國早報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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